浙江杭州西溪濕地是全球不可多得的城中次生濕地，曾經這里也因城市化進程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壞。2003年8月，在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的倡導和支持下，浙江啟動西溪濕地綜合保護工程。2020年3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就西溪濕地保護利用情況進行考察調研，他叮囑要“讓公園成為人民群眾共享的綠色空間”。
西溪濕地綜合保護工程的一期、二期均主要在蔣村鄉（蔣村街道）境內。20年前，我有幸在那里當過4年的鄉鎮（街道）領導。由于恰逢西溪濕地綜合保護工程推進的特殊時期，整個鄉鎮撤鄉建街，面臨大拆與大建，百姓的訴求也明顯地呈現多元化和不確定性，一些隱性問題、苗頭性動向也發展成為顯性問題和剛性矛盾。在經濟發展、土地征遷、抗洪救災、矛盾調處、社會轉型和城市管理等過程中，在與蔣村的干部和百姓深度交集的日日夜夜，深切地感受到了老百姓的勤勞、淳樸和善良。也因此，一直對西湖區蔣村鄉和杭州西溪濕地有著特殊的感情和牽掛。
老百姓是淳樸的
有一次我到一個村調研工作，這是一個問題相對比較復雜的村，村社連續幾屆選舉都不太順利，村民意見分歧也比較多，典型的民強村弱型的行政村。
剛走進村辦公場所時，就聽到有兩個嗓門很大的責備聲音傳了出來，“我們老百姓……，我們老百姓……”，走近一看，兩個村民正吼得面紅耳赤、口沫飛濺，而一向溫和的村書記和村主任則漲紅著一張臉，想插話卻插不上，顯得軟弱而無力?？吹竭@種情況，我馬上介入了進去：“來來來，你們什么事情這么激動，慢慢說，讓我也聽聽。”這時村書記看到我，馬上說“王鄉，你來了。”兩位村民看到我，停頓了一下，沒有出聲。我接著說道：“你們的聲音很大，我老遠就聽到你們說話了，有事情可以慢慢說，不能著急上火。”看到他們在聽，我接著說，“你們具體講話的內容我沒有聽清，不過倒是連續聽到兩句‘我們老百姓，我們老百姓’的，我有個觀點與你們探討一下。”他們一個年長的有些不自然地回了一句“要說什么事兒？”。我說，“就事論事來說，其實坐在這里最有資格說‘我們老百姓的’，是書記和村長，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書記和村長是村民和黨員選出來的，是村民和黨員的代表。而你們的意見如果僅僅是你們自己兩個人的意見，應該要說我們的意見是，而不是動不動就說我們老百姓怎么怎么樣，當然，如果你們事前征求過大多數村民和黨員意見的除外。你們說是不是這個理？”兩位村民聽了我的話后，愣了愣，說：“我們是自己有意見，沒有代表所有老百姓的意思。”我笑著說：“今天看來這個事兒你們也是急了，所以有點口不擇言，咱們在自己村里，溝通情況當然也沒有必要咬文嚼字，但即使是自己的意見，也可以通過正常途徑反映和溝通，大家沒有必要像吵架一樣反映問題，何況事情有沒有道理，辦不辦得成，是要看上面的政策是怎么規定的，工作上有什么具體要求，這并不是街頭吵架，看哪邊氣勢足就贏面大。”兩位村民紅了紅著臉，聲調明顯降了下來，情緒也穩定了許多，能夠好好地跟村長和書記溝通了。
后來，我在鄉里和村里召開的多個會議強調，一方面我們要善于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心聲，但另一方面只要自己沒有徇私，按照政策辦事，事情做的是公正的，書記和村長也要有自己的工作底氣和原則，他們畢竟是黨員和村民選出來的。同樣，平時考慮問題和開展工作，也要站在集體和公正的立場上說話，這樣才能更多地代表百姓，更理直氣壯地開展工作。這件事對部分村干部的觸動不小，過了很長時間還跟我提起多次。
手記：在基層鄉鎮（街道）工作，有時候的工作對象直接就是老百姓。常言說的“百姓百姓，百人百條心”也許未必，“千人千個樣”倒確實有些道理。有的百姓外向，有的百姓內斂，有的百姓個性相對暴躁，有的百姓性格溫婉是個老好人等，各有各的不同。農村里有的百姓性子上來時也許會很沖動，但我們工作人員既要講原則，更要講方法，只要在政府和百姓之間形成有效溝通的渠道，勢必事半功倍。
老百姓是講道理的
由于時逢村社整體拆遷，很容易因為利益關系形成各種訴求團體，處理不當也會影響穩定和工作大局。記得有一次，某個村里的書記和主任一籌莫展地找到我，說是昨天晚上村里有個村民小組的不少老百姓集聚到村委辦公室，認為小組里的代表不能代表小組，沒有真正為小組百姓說話，直接聚眾罷免了村小組代表，并且限期要求村“兩委”第二天下班前給出答復意見。由于當天聯系村里的分管領導和分管民政的領導都不在，他們不知道如何回應村民，當時時間已經是下午了，如果處理不好極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我一聽，雖然村小組的代表產生是小事，連《村委會組織法》里也沒有明確規定，但如果處理不好便是件大事，極有可能影響工作大局，必須抓緊處理。事情緊急，我馬上準備了一下就跟村干部一起來到了村里。當時已到了下午5時左右，村委院子里有幾十個村民等在了那里，鬧哄哄地三三兩兩地閑聊?？吹轿覀?，他們馬上七嘴八舌地圍了過來。我笑著跟他們說，你們人太多，大家一起說話也聽不清，還有村民一家子來了好幾口人，小孩子又時不時地哭鬧著，不利于大家一起溝通。這樣好了，你們每一戶出一個代表，跟我一起到村會議室里聊聊。
因為平時下到村里還比較多，老百姓總體也還比較認可我。聽了我的話，最終有12位村民跟我進了會議室。一坐下，我剛請村干部給每個代表倒杯水，有個領頭的村民就站起來遞了幾張紙頭給我，說：“王鄉，這是我們村民小組里的原代表的辭職信，我們強烈要求重新選舉小組代表！”邊上的幾個村民也馬上叫道：“是的，我們也要求重新選舉”，“小組代表不為小組說話，代表不了我們”，一時間大家又起了個小哄。我沒有接紙，問領頭的那個村民，“鄉里鄉親的，這幾個小組代表是身體不好還是什么原因，為什么要通過你們交辭職報告？”這時村長在邊上說了句：“他們都在村里自己的家里。”我很是詫異：“這就奇怪了！我們是在研究你們小組代表的事兒，現任代表在有時間又有精力的情況下為什么沒有到場？這是其一。其二是通過規范民意選舉的書記和村長都沒有外出，為什么他們的辭職信要通過你們轉交？”領頭村民臉色有點不自然，我繼續說道，“說句實在話，在有正常渠道并且渠道暢通的情況下，他們的辭職信通過你們轉交我是不會收的，這不符合程序的規定！”“不過，今天既然我來了，要不你們誰說說為什么要重新選舉代表？”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補充下，我基本上搞清楚了來龍去脈。原來最近根據上級的要求，在村里落實相關政策研究討論時，該小組外遷戶口或農轉居的情況相對突出，有的村民覺得自己吃了虧，串聯了幾戶情況類似的家庭結果就覺得小組里的幾個代表沒有幫小組內的居民爭取政策，在一部分人的起哄下就鬧了起來。耐心地聽大家各自表達了意見之后，我跟大家說，“我也借這個機會講點自己的觀點。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和感受。但代表選舉與罷免有法定的程序和要求。村里的選舉總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和明確。村小組代表的選舉雖然不像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但也有它的嚴肅性和規程性。代表能不能重新選舉呢？肯定是能的，但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比如有些人大代表觸犯了法律，在正式逮捕前往往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要召開會議提前罷免，這就是法定規程。你們昨天晚上老酒喝過之后大家越說越激動，直接聚集了一部分老百姓趕到現任代表家里吵架、謾罵他們，然后直接說要罷免他們，還要求寫出代表辭職信，這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的，這也是我剛才為什么不接你們轉交的代表辭職信的原因。像你們這樣，糾集了一部分人，直接說罷免誰，請問是誰發起的？誰見證的？誰統計多少人贊成多少人反對的？村‘兩委’有沒有派出人員監督？”講到這里，有的老百姓有些尷尬地笑了笑，我接著問他們，“如果你們是鄉鎮街道領導，不具備嚴格程序的罷免結果，能不能直接就用？如果真采納了有沒有后遺癥？這幾個寫了辭職信的村代表是不是真心要辭職？心里有沒有另外委屈？”有好幾個老百姓不安地搓了搓手。我乘勢而上，“當然，鄉親們，如果所有的村民都覺得這幾位代表存在過錯，已不能代表你們的訴求，你們也可以向社區（村）、向街道提出重要選舉代表的需求。但有一個，你們大家要明白，如果我們的政府決策和村社的一些決定，是合法合理的決定，更換代表去推翻一些在更大范圍面上的公平，除了造成人心混亂，也解決不了其它問題，大家說是不是這個理？”這時，十幾名村民相互看來看去，都希望對方能拿了主意。有個村民看大家都不說話，就表態說，“我們今天人沒有來齊，做不了這個主。”我說道：“可以的，大家不妨回去心平氣和地想一想，然后再討論討論，如果還是要堅持重新選舉小組代表的，你們向村里提交一份有大部分村民簽名的申請書，到時我們街道和村里再具體研究好不好？”村民們都點頭同意，約定了個時間后，我就把大家送到了村委辦公室門口。后來，那個小組的村民在規定時間內沒有提交申請重新選舉小組代表的報告。后來也沒有就此事再有過群體性聚集。
手記：當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發生沖突時，難免會有群眾遷怒我們的干部或者他人。這個時候簡單回避讓老百姓自己靜一靜顯然不是好辦法。與老百姓溝通，首要的是第一時間坦率地回應，然后才是政策水平和工作方法。在基層工作期間，我感覺不少的群體事件都是因為對我們的政策和文件沒有解讀全面或者正確有關。走到老百姓中間去，面對面的交流，設身處地的溝通，才能春風化雨，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
老百姓是有愿景的
蔣村鄉（蔣村街道）是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文化底蘊深厚。尤其是端午節，蔣村當地有“端午大如年”的說法，對蔣村及周邊地區人民有著不一樣的意義，而深潭口便是蔣村龍舟勝會核心區域的關鍵點。
端午節劃龍舟，其實不獨蔣村有。但國內外其他地方的龍舟比賽多以速度競渡為主，包括亞運會龍舟比賽項目也是如此。而深潭口的龍舟勝會卻是不賽速度的，其更注重龍舟的表演性和娛樂性，叫作“觴仰”，很有文化特色。根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資料，自明代開始，蔣村端午劃龍舟的習俗從沒間斷過。據傳，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在蔣村看到劃龍舟像趕集會一樣熱鬧，就御賜“龍舟勝會”，從此，蔣村“龍舟勝會”之稱謂一直沿用至今。端午節前后，每年都有數百條龍舟匯聚在深潭口洋“勝漾”，“滿天裝”“半天裝”“赤膊龍舟”等各種龍舟競相上陣。“勝漾”有規定的路線，每條龍舟要先劃遍深潭口洋的四周，最后到深潭口洋中間原地做360度旋轉（俗稱“載泥壩”）。龍舟勝會結束后，村民們往往以村和組為單位聚在一起吃龍舟酒，處處洋溢著和諧、歡樂的傳統民俗活動氛圍。
啟動西溪濕地綜合保護工程之后，蔣村鄉各行政村撤村建居改為社區，政府部門在西溪濕地北面統一劃撥土地建設農居多層公寓，蔣村鄉原住民大多根據拆遷順序集中而居。當時，為延續西溪的歷史文化，安置村民的農居多層公寓小區往往結合西溪名勝和歷史遺跡命名，其中深潭口村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小區擬取名為“曲水苑”，源自明崇禎年間云棲古德門禪師修筑“曲水庵”的典故（西溪濕地交蘆庵之東、正等院之左依溪筑庵，門迎曲水，非舟莫渡，取名“曲水庵”）。小區名公布后，因“曲水苑”之名與庵名相關，老百姓大多不喜歡，強烈要求上級部門更名。經有關部門研究，考慮到民意呼聲，允許深潭口村重新申報一小區名后報批。
因為當時我一直在關注西溪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并應組織要求對西溪濕地簡介進行過統稿，也先后發表過與西溪有關的幾篇小文的緣故，時任深潭口社區負責人沈妙泉、蔣士坤等受社區兩委的委托專程請我為小區重新取名。我思慮再三，建議圍繞深潭口村的文化和歷史抓好傳承：《南漳子》專門有記載，“深潭口，非舟不能渡，聞有龍，潭深不可測”。深潭口村是傳說中乾隆皇帝御賜“龍舟勝會”的所在地，也因此愈發成為蔣村鄉乃至周邊鄉鎮百姓端午節劃龍舟的勝地，這是深潭口村的最大瑰寶。蔣村龍舟勝會雖然比的不是速度，但花樣繁多，其實質也是為“競舟”：卻重在“競”的精神：競舟的裝飾之美、技藝之巧、氣勢之盛，無不展現出這一傳統民俗的獨特魅力，因此建議將小區名取名為“競舟苑”，一方面希望深潭口村的子孫后代能夠記住深潭口，能夠記住大樟樹，能夠記住“龍舟勝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深潭口村的子孫后代乃至蔣村人民能夠集人力、聚人心，團結奮進，像蔣村龍舟勝會一樣活出別樣的精彩！建議提出后，據說深潭口村居民欣然接受，新小區名上報后也順利通過了上級有關部門的審核。
手記：地名記錄歷史變遷與文明標識，是中華文明的活態載體和鄉愁的具象表達。歷史上我國地名中的“寧”“安”“吉”等字眼都是人民群眾寄托對和諧生活的向往，反映中華民族追求穩定與吉祥的集體心理?！兜孛芾項l例》也明確將傳承優秀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原則。因此，地名工作不是小事，事關老百姓的鄉土認同與家國情懷，也事關百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大多數老百姓都關心的“大事”和“要事”。作為基層工作者，發揮好、引導好、服務好老百姓的“大事”和“要事”是工作的第一要務！
老百姓是感恩的
當鄉鎮領導時，每年我都有幾個困難戶在聯系結對。這些年生活條件好了，總體而言困難戶的生活也越來越好了，除了因病致貧的，好幾戶村民都已經摘掉了困難戶的帽子。
有一次我到村里困難百姓家中走訪，出來時幾個邊上看熱鬧的村民在半開玩笑半當真地指著一個村民說，“王鄉，他家不容易的。”我看到人群邊上一名60歲左右的農民，有點麻木地看了我一眼。我主動過去了解了一下，村民姓蔣姓，不在困難戶名單里，但我還是決定到他家里坐坐。到了家里一看，很普通的一戶農家的建筑，家里設施大多陳舊，但清理得倒是干凈整潔。于是我問他：“老蔣，我剛才看你唉聲嘆氣的，是遇到什么困難了吧？”老蔣有些躊躇地說：“王鄉，我是一言難盡，受了一輩子苦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花白頭發說道，“我不到50歲的人，看起來卻像60多歲的人，我老婆也是，唉……”我連忙問他原因，他帶我上到二樓，他老婆從樓梯拐角的第一間房里走出來打招呼，第二間房門口坐著一位20多歲的青年，在太陽下嘀咕著些不太聽得清的話。他指了指兒子，“還不是因為這個兒子！”話語間透著些辛酸和疲憊。我跟他兒子打了個招呼，那青年只是眼睛翻看了我一下，就很漠然地轉過頭去了。我隱隱察覺到了些東西，便拉著老蔣往樓下走。到了樓下，老蔣打開了話匣子，“我兒子小時候就發現有問題了”，他指了指自己的頭，“這些年不知道去過多少醫院，看過多少次病，大上海都去了很多次，但都沒有用”，“醫生認為這是精神疾病，專家診斷不可能根本性地好轉，只能藥物控制”，“關鍵是他從小就離不開人，這都20多歲的人了，身邊不能離開人，這些年我和老伴一個人在外面干活，另外一個就得在家里陪著他”，“這么多年下來，不僅經濟負擔重，精神上的壓力更加大”，他用手擼了把滿是皺紋的臉，眼睛忽地紅了起來。聽了老蔣的敘述，我很是同情，便問他，“現在有低保政策，你們有沒有申請低保困難家庭？” 他說，“蔣村人世代養魚，為了給家里增加點收入，家里每年都要養點魚，打打工，家庭總收入比低保戶申請的標準要求又要稍高點，但又不能因為要申請低保而放棄工作。”看到他無奈惆悵的樣子，我答應他，基于他的情況，我回去問問看，有沒有另外的政策可以享受。后來我專門問了區民政部門和殘聯，他們都表示，按照老蔣目前的情況，暫時沒有更多的辦法。去村里的時候，也找到老蔣本人把情況說了說，并先后去看望了他們兩次，給了一些鼓勵。到了2008年底，我在市里開會時聽到領導說到杭州剛出臺政策，對家庭中重度殘疾人可以單獨核計其個人的收入水平，符合條件的可以申請個人低保。聽到這個消息后，我馬上想起了老蔣一家人并專門找到相關文件核實。然后打電話問老蔣，他兒子有沒有辦理殘疾證，是什么程度的殘疾。老蔣告訴我是精神類的重度殘疾。我心里有了數，便到街道民政科找到經辦干部，告訴他老蔣家里的情況，同時市里也剛出臺有關幫扶新政，請他們核實情況抓緊辦理。2009年初，很少來街道的老蔣專門來辦公室找我，滿臉高興地跟我說，街道干部專門上他家為他兒子辦理了個人低保，讓他們夫妻倆很是感動。我笑著跟他握了握手說，“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黨和政府也會有更多更好的政策來保障民生，要對未來充滿信心，日子會越來越好的。”老蔣連連說是，一臉陽光地走了出去，我感覺他平時彎著的背也直了不少。
再后來，因組織安排，我調離了蔣村街道的工作崗位。幾年間，也有不少斷斷續續的老同事間的聯系。在調動工作后的第四年，我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接起來一聽，原來是蔣村鄉的老蔣，我很是有些驚詫，以為他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便問道“老蔣好久沒聯系了，你家人都還好吧?”老蔣急匆匆回道“王鄉，為了打聽你的手機號碼，我整整打聽了三個月”，他說道，“三個月前我就去街道里找過你了，才知道你已經調走好幾年了，問街道干部要你的手機號，很多人都說沒有你手機號，好不容易才要來你的電話號碼”，老蔣電話里的聲音透出幾分興奮的感覺，“王鄉，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最近杭州福利院免費幫我兒子收治到院里，不僅幫我們兩夫妻解放了出來，而且兒子的狀態也好了不少,”我聽了也很高興，“那是好事呀，我有時候也會想起你們一家人，謝謝你告訴我這個好消息。”老蔣說，不用每天陪護兒子之后，他們也有了點空閑時間做點其他事兒，本來想去街道當面謝謝我的。我很是為他們高興，“老蔣，謝謝你們夫妻倆的心意，其實我幫你們的事兒，都是我們應該做的事兒，本身就是政策下應該辦的事兒，并沒有搞特殊?，F在你兒子有著落了，你們也可以調整一下生活節奏，提升一下生活質量。至于特意跑過來看我，坐個車都要一個多小時，多有不便，如果什么時候剛好在附近，倒是可以來坐坐喝杯茶。也謝謝你們有好消息專門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和你們一起高興高興。”那天，我先后跟老蔣通了二十多分鐘的電話，從電話里能夠感受到中國的一位普通百姓對黨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深切感激之情。
手記：有時候群眾中不經意間的一句話，也要認真當成一件事辦理。老蔣家里問題的引出和后來的幫扶，起因不過是旁觀群眾的一句話。簡簡單單地一次走訪，既溫暖了老蔣一家，也在旁觀群眾中播下了一顆溫暖和善意的種子。而幫老蔣了解相關政策、協調有關工作也只是我在鄉鎮工作期間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質樸的老蔣卻將這種小事一直記掛了很多年，感恩了很多年。百姓對機關干部的這種長情，讓我感懷不已。也許，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意義所在。（作者：王建輝，系杭州市委改革辦督察處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