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個世界讀書日那天，我應邀到北京一家主流媒體單位作《媒體人應具備的能力與素養》專題講座，其間，就讀書與寫作的話題，與大家一起進行了交流和探討。他們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怎么看待讀書與記者的關系？
對于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意思是要全面吸收書本知識，使自己具有淵博、扎實的文化素養；同時還要廣泛了解、認識和接觸社會，并把書本知識應用于社會實踐。讀書與記者的關系，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就是“輸入”與“輸出”的關系。我們通過讀書，不斷吸收新知識、新思想、新觀點，并在實踐中轉化為寫作成果，做到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完成從“輸入”到“輸出”全過程，最后呈現出來的是精彩作品，從而影響讀者、影響社會，做到一個記者所肩負的應有職責。
可以說，讀書是“源”，寫作是“流”。源頭汩汩，才會流水滾滾；讀書是輸入，寫作是輸出。沒有輸入，就不會有輸出；但有了輸入，也未必就有輸出。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書讀了不少，可就是寫不出好的文章來。具體來講，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有些年輕記者不會消化讀書的精髓，在寫作中不會吸收、運用、轉化而致。
一個記者能采寫出優秀的、具有一定理論深度的文章，我認為，這與其平時讀書積累、掌握深厚的理論知識、深入一線調查研究是分不開的，這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結果。據統計，而今從事記者工作的，大多數是新聞與傳播專業出身，熟悉新聞業務和采訪技巧，但新聞學以外的專業知識單薄，尤其是對自身不熟悉領域的新聞把握和報道能力比較弱。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媒體人不應僅僅具備傳統的采寫編播評等業務能力，更要有深入不同專業、不同領域的社會活動與采寫能力，需要我們去廣泛閱讀各類書籍，去吸收、消化各種知識，以此充實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精彩的篇章來，在全媒體時代立于不敗之地。
這些年來，我一直帶領人民論壇專題調研組，深入到全國各地進行調研采訪，內容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化、教育等各類題材，不僅要做好這些跨專業、跨領域的調研采訪、組織、策劃等工作，還要善于現場總結、提煉研討會上各專業、各領域專家們的精彩發言和觀點，之后還要撰寫并發表有理論深度、有實踐探索經驗的調研報告，如果平時沒有一定的知識儲備與實踐歷練，是很難勝任這項工作的。對此，我深感“讀書與行路”的重要性，領悟“書到用時方恨少”的真正內涵?，F在是全媒體時代，還有很多方面的知識需要我們去補缺補差，最好方法就是多讀書、多學習，多看、多寫、多想、多練，不斷提升自己的采編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做一個多面手的媒體人。
在互動交流中，有一個年輕的編輯問：在采編工作中，讀書究竟有多大作用？這又讓我想起25年前的一件事。當時報社領導派我去西南農大采訪著名油菜育種專家李加納教授，并要求寫一篇人物通訊盡快見報。接到采訪任務時，我心里直打鼓，七上八下。因為我對油菜育種方面的知識了解不多，甚至連一些專業術語也知曉很少。如果這樣貿然去采訪著名油菜育種專家，收獲肯定不大。為了這次人物專訪，我足足準備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整天埋頭到圖書館去查閱大量的油菜種植與培育方面的資料，并對世界各國的油菜分布與產量、育種情況等進行全面查閱。除此之外，還對油菜的營養、食用、作用等方面問題也做了詳細了解。與此同時，我還對李加納教授讀書喜好、專業背景等，也作了了解和分析，并擬出詳細的采訪大綱。有了這樣的充分準備，我在重慶西南農大住了兩個星期，天天與李加納教授及他的博士生們一起座談、聊天，到他們試驗田查看油菜長勢，與李加納教授聊他油菜育種的艱辛過程，還與他們一起分享各種的讀書體會。采訪結束回京后，我成功寫出一篇長篇通訊，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香港商報等媒體上發表。之后，我又根據采訪的內容，寫了報告文學《神奇的種子》一書，該書一出版，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后來，李加納教授就此還專門問過我：你是不是學農專業的？我笑著回答，我是新聞學研究專業畢業的。為了采訪您，我臨時抱佛腳，看了一些涉農和油菜育種方面的書。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讀書在采編工作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至于他們問到我側重于讀哪些方面的書？我說，平時讀書比較雜，除了新聞、理論等方面的專業書籍之外，還廣泛閱讀哲學、文學、藝術、音樂等方面的書。我還有個喜好，寫各類書評，所以有很多文友出版了新書，都喜歡第一時間把書送給我，我讀后就寫書評，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既讀了書，又在中央主流媒體發表了文章。近年來，我先后寫了《領導干部調查研究能力建設》《故鄉與異鄉》《春望》《思考的力量》《法學中國》《扶貧家書》《大國電力》《 我把理想寫進空間站》《我的綠色低碳生活》《祖國北疆的“敖漢綠”》《鄉村文化境況與活力》《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間》等20多部各類題材的書評。這就是讀書成果從輸入到輸出的具體體現。本人現在因主要從事基層治理、生態、文化、教育等理論與傳播研究工作，側重理論方面書讀的要多一些，比如：《社會治理研究》《智庫型媒體研究》等。
關于讀書、學習、寫文章、做學問，如果說對現在年輕媒體人有何希望與建議的話，我的忘年交朋友——著名經濟學家鄧榮霖教授有句名言：“專中有博，博中求專。”這倒是對現在的年輕媒體人應有所啟發。鄧榮霖教授經常與我們一起到全國各地調研，除了經濟學之外，他的知識面也是非常寬泛，比如涉及文化、藝術等方面都造詣很深。這與他在治學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專中有博，博中求專”有著密切聯系。
除了鄧榮霖教授所說的之外，我認為，現在年輕媒體人，還是要像剛才前面所說的那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讀”是“行”的基礎，“行”是“讀”的感知，要做到知行合一。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也說過：“路，就是書。”道理很清楚，我們即便在書中看到了路，還是要回歸到現實中來實踐。只有在實踐中，才能摸索出適用于自己的新書來。而這些書是書本上看不到、也學不到的。所以說，“讀與行”要并重。由“輸入”到“輸出”的轉化過程，是媒體人必須經歷的一道題，這也是媒體人必備的能力與素養。希望我們年輕的媒體人，將這道題作出最為出精出彩的答案。
（作者：陶建群，系資深媒體評論員、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首席研究員、人民論壇調研組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