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微觀數據切入，剖析政策調整邏輯，梳理宏觀治理框架，進而把握經濟規律，是理清經濟發展脈絡的重要路徑。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時指出，經濟呈現向好態勢，要加緊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全力鞏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本面。為洞察數據背后本質、梳理宏觀政策邏輯、解析經濟發展動力，本期“對話經濟學家”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進行深入闡釋。
“不是常規成效，而是精準施策取得的優異成績”
記者：數據是洞察經濟運行的“風向標”。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中，有多項指標引發熱議，既有與往年相似的特征，也出現了符合當下趨勢的新特點。您怎么看當前的經濟運行？
張曉晶：整體上看，一季度交出來的成績單非常亮眼，5.4%的增長率超出了市場預期。在內外部環境較為復雜特別是外部沖擊壓力較大的情況下，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
點贊之后，我們更要關注增長率背后的新亮點、新進展。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消費。其中，發展型消費、服務性消費的增長是比較快的。整體服務消費市場供給豐富優化，居民消費活力不斷釋放，冰雪消費、文旅消費等相關服務消費表現亮眼，假日消費持續活躍。隨著數字技術在消費領域加速融合應用，通信、信息服務消費保持良好增長態勢，也是值得關注的。與此同時，消費品以舊換新加力擴圍政策成效明顯，消費產品不斷升級。這些都體現出消費跟過去相比有所不同，特別是在質量上有了提高。
第二是投資。投資方面有很多亮點，我認為最亮眼的是高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不少高技術制造業、服務業投資增速都是兩位數以上，不僅體現出新質生產力在投資層面的全面開花，也體現出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進一步看，新科技的蓬勃發展能帶來中國資產的價值重估，使得資本市場發生新變化，帶來財產性收入上升，進而促進消費增長，形成投資與消費的良性互動。
此外，出口表現也很亮眼。以上三個方面很大程度上展現出新舊動能轉換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變化，也能夠增強信心。
當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國內結構轉型任務依然艱巨。持續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我們付出更大努力。
記者：回望歷史，一季度經濟“開門紅”常常出現，2022年、2023年、2024年都出現了比較高的經濟增長，以至于有人認為，這只是“常規成效”，宏觀調控不需要作出什么調整也能達到這個效果。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去年9月出臺的一攬子增量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您怎么看？
張曉晶：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在如此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能夠取得這樣好的成績，一定是跟黨中央審時度勢，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直接相關。
去年三季度時，我們面臨的壓力非常大。在那種情況下，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果斷部署了一攬子增量政策，對穩定經濟發揮了關鍵作用。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今年以來政策措施加力擴圍，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共同顯效，推動一季度經濟運行開局良好。
要看到，中央的宏觀政策調整，既釋放了穩經濟、穩樓市、穩股市的信號，也形成了實施擴張性政策的共識，更是向社會的承諾，給企業、居民包括地方政府吃了定心丸。不僅提供了真金白銀，還給予了各界以信心，這是更重要的。所以，一季度成績的取得，不是所謂的“季節效應”，亦不是僅憑客觀條件就能實現的常規成效，而是跟黨中央科學決策、精準施策的有力引領直接相關。
“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形勢變化的動態調整”
記者：根據形勢變化動態調整政策，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是做好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目標定在2%左右，相較于2021年至2024年間3%左右的目標下調，原因是什么？會對宏觀政策的目標設定和實際操作有什么影響？
張曉晶：可能很多人有疑問，在面臨物價低位運行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把這個目標調低？這是沒有信心的體現嗎？實際上，政策目標的設定，不僅要考慮它釋放出的發展預期信號，更要考慮它的可操作性、可信度。
過去設定3%的物價目標，主要是為了控制通貨膨脹?，F在我們的CPI低位運行，一季度較上年同期下降0.1%，核心CPI繼續保持溫和上漲。如果一成不變，繼續設定3%目標的話，不僅不夠務實，也起不到穩預期的作用。
現在將目標定為2%，就是給社會和市場傳遞一個信息：如果CPI漲幅低于2%，那相關的擴張性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就會一直持續下去。這個目標不僅是更為切實可行的，而且是更加可信的，能夠更好地引導預期，有利于推動物價合理回升。
記者：今年中央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財政赤字率提高至約4%，新增政府債務總規模比上年增加2.9萬億元。在當前形勢下，這樣調整的必要性是什么？如何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與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之間找到平衡？
張曉晶：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用力、更加給力，這既充分考慮實現年度預期目標需要，又有利于增強中長期發展動能，是十分必要的。
眼下，我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更加嚴峻復雜，經濟增長壓力較大。其中，居民部門消費意愿較低，原因在于收入增長趨緩，且面臨醫療、教育、養老等負擔。企業部門因物價低位運行，可能陷入“增收不增利”困境，而實際利率被動上升又一定程度上加大其償債壓力。地方政府部門則容易因隱性債務高企的掣肘難以展現發展活力。居民消費、企業投資、地方政府發展的積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需要看到的是，中央政府資產負債情況相對健康且有擴張能力，具備較大能動性。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中央政府杠桿率明顯低于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仍有較大的舉債擴張和赤字提升空間。在此背景下，以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和增加政府債務規模的方式，充分運用國家信用，激活社會閑置資源，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是實施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關鍵抓手。
隨著財政赤字率和政府杠桿率上升，需要理性評估債務風險的可控性。當前我國廣義政府部門杠桿率（包含隱性債務）在國際上仍處于合理水平。平衡好財政擴張和債務風險，關鍵在于優化債務結構、推進債務再平衡。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再平衡。鑒于中央財政擴張空間大、舉債成本低，應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減輕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作為國家信用擴張和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中央政府適度加杠桿既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工業革命以來諸多先發國家有效動員資源、破解融資困境的寶貴經驗。二是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債務再平衡。我國公共部門債務占比相較于私人部門債務占比更高。國有企業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壓艙石，未來民營經濟將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擴大開放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應把債務資金更多配置到新興產業和高效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科創企業），提升國有資產綜合效益，形成債務增長與資產積累相互支撐的可持續舉債機制。
記者：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當前國家在刺激消費方面采取了很多調整措施，包括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等。在您看來，刺激消費方面有哪些具體做法，讓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消費能力和信心得到提升了？
張曉晶：《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共提出30條具體措施，每一條都是認真討論斟酌的。提振消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來支撐。無論是通過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提高供給質量創造有效需求，優化消費環境增強消費意愿，還是針對性地解決制約消費的突出矛盾問題，都能發揮很大作用。具體來說，有幾個方面比較突出。
其一，拓展具體消費領域。過去我們對于消費的理解，更多講的是維持生活、生存的消費。而現在，發展型消費、服務性消費蓬勃發展。中央對此作出很多部署，包括強調“擴大文體旅游消費”“推動冰雪消費”，地方政府積極貫徹落實。今年春節期間，東北冰雪大世界格外火爆，《哪吒之魔童鬧?！愤B破票房紀錄，文旅消費大放異彩，這些既是服務性消費，也是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并且可持續性都比較強。
為什么這么重視這類消費？人們去電影院、劇院，去旅行、滑雪，這些消費一定意義上會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在這個層次上，消費和投資之間沒有非常明確的界限。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沒有高素質、高創造力的人才是不行的，而人才的培養與發展型消費息息相關，發展型消費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方面。
其二，解決收入增長問題，這是提振消費的核心所在。既包括促進資本市場積極變化，多措并舉穩住股市、樓市，拓寬老百姓財產性收入渠道，給予人們對財產性收入的信心，也包括結合形勢變化加大就業支持力度，繼續在穩就業方面發力，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這些都對消費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其三，強化消費能力保障。在教育、養老、醫療等方面出臺了不少政策。比如，強化教育支撐，擴大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的教育資源供給；提高醫療養老保障能力，健全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合理調整機制等。這些都是動態調整和發展的，有助于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
其四，提升消費供給能力。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供給是創造有效需求、促進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消費的重要條件。在服務業發展中，強調擴大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有利于高質量服務邁上新臺階，是很重要的舉措。這些領域需要進一步向民營經濟開放。
“不是單兵出擊，而是兼顧時度效的治理創新”
記者：這些年來，我們特別強調宏觀政策的系統性，要求打好政策“組合拳”，今年還提出提升政策目標、工具、時機、力度、節奏的匹配度。既強調合力，還兼顧時度效，實際上，這不僅是對宏觀政策動態調整的一種升級，更是宏觀經濟治理的一種創新。您怎么理解這種升級和創新？
張曉晶：我認為這種升級和創新有兩個方面的涵義。
一方面，統籌考慮時度效，打好政策“組合拳”。其實這個提法并不新，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專門提出，出臺實施政策要能早則早、寧早勿晚，與各種不確定性搶時間，看準了就一次性給足，提高政策實效。過去我們是等等看反應，現在是能早則早。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很大，必須要搶時間抓緊出臺和落實相關政策措施，才能更有時效。
同時，“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們在“度”上存在一些爭論。有的人認為，宏觀政策不能解決現實問題；有的人還把擴張性政策、一攬子增量政策，都當作是“大水漫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不能一口氣把政策都出了，而要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多少，再出臺多少。在當前的形勢下，這種政策調整，效果是不明顯的。要扭轉預期、引導預期，政策力度就應該超出市場預期。超出市場預期，預期才能更好扭過來；低于市場預期，消極的悲觀的預期就容易延續，市場會覺得不夠。在“度”的把握上，我們的宏觀調整做得比較好，特別是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能夠發揮很大作用。
再來看“效”?？剂康氖秦斦?、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各方面政策的配合效果，強調集成和合力。在實際工作中，一腳油門一腳剎車并不能形成合力。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不同部門考量的因素不一樣。有些部門考量的是即時性的變化，比如，經濟低迷了、就業不好了，就必須加大力度逆周期調節，作出相應反應。但有些領域的政策不是這樣，比如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等，是需要沿著基本取向長期堅持下去的。這個時候就容易出現所謂的政策取向不一致。這個不一致不是故意造成的，而是這些不同領域不同部門政策的性質決定的，是過去的一種客觀存在。近年來中央一直明確要堅持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各個部門出臺的政策都要考量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如果不利于經濟增長、不利于整體發展，那就要考慮退出。通過這樣的方式，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政策制定和執行全過程，提高政策整體合力。
另一方面，升級和創新體現在增量思維與存量思維的結合上。經濟發展既是國民收入提高的過程，也是社會財富積累、資產負債擴大的過程，前者是增量，后者是存量。所謂增量思維，就是關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關注投資、消費、進出口等增量要素。而存量思維是聚焦財富存量、債務存量、資產存量這些方面來考慮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態勢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一，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增量增長的速度有所下降。其二，長期發展積累的存量資源非?？捎^。這些年，我國社會凈財富增長迅猛，復合年均增長率超越名義GDP，這為應對外部沖擊積累了雄厚的“家底”。
既然有了存量和增量關系的新變化，那么未來如何去盤活存量、用好存量，實際上是推動經濟回升向好的一個重要力量。中央強調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也是宏觀治理的一個創新。
以消費為例，擴大消費的核心影響因素是收入。而收入增長靠就業增長，就業增長靠經濟增長，也就是GDP的增長，這就形成了一個增量的自我循環。完全依賴居民收入增長來提升消費是不夠的，因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擴大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增速會面臨一些困難。因此，在增量（收入）增長較難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就要考慮存量改革。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通過做好各方面保障，用好社會儲蓄，讓老百姓敢于消費，但更重要的是，應發揮政府資金的積極作用?？梢詫⑤^多的存量財富以一定方式向居民部門“轉移”，以支撐居民消費，既包括在醫療、教育、社保以及保障性住房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充分激活消費潛能，也包括用好閑置資源，有效盤活土地等基礎性資產，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等。在關鍵時刻，用好存量資源，能夠更好激發經濟循環的動力。
“不是老生常談，而是深化經濟發展規律性認識”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五個必須統籌”的規律性認識。有人提出，其中的提法包括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總供給和總需求，之前總是出現，為什么在當前形勢下又再次系統性地提出，并上升為規律性認識，這是不是與經濟發展的側重點有關？
張曉晶：中央提出這樣的一個規律性認識，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有一些提法并不新，但為什么又重新提出來？我想一個重要原因是，相關的問題總是頻繁地、周期性地甚至是規律性地出現，包括政府與市場怎么平衡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如何協調的問題等，都是不斷出現的。而今天經濟發展面臨新情況、新挑戰，再次提出這些問題甚至上升到規律性認識層面，實際上是因為其背后隱含的意思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也發生了新變化。對此，必須與時俱進創新經濟工作方法，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比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二者關系是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而動態演進的。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把很多工作重心放在市場方面，包括要素市場化改革、加強產權保護，目的是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今天我們面臨的情況有所變化。以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例，現在各個地方政策不同，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在全國的鏈接和一體化方面都存在一些困難。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不是市場化力量不夠，而是政府的手在這方面是有限制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不同程度地存在，客觀上形成了障礙和壁壘。因此，統籌好政府和市場關系，要把重心和關注點放在政府上。政府如何做到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如何認清自己的職責，把原來那些不利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不利于公平競爭的政策逐步取消，更好回歸到提供公共產品、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等自身職能上，這些方面做好了，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也就順利了。
不容忽視的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既包括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和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促進市場機制發育的各類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包括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采用科學有效的調控政策穩定市場預期和社會總需求，維護宏觀經濟穩定。這是當前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關系時必須關注的重點。
又如，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供給和需求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是長期以來宏觀調控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偣┙o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實現平穩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這種平衡是相對的、動態的過程。從當前經濟運行來看，整體上還面臨增長乏力等問題，核心因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無論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擴大內需作為首要任務。因此，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既要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更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總之，經濟發展重點以及政策優先序的調整，既體現了宏觀經濟治理的一種創新，也體現了一種發展規律。無論是政府和市場、供給和需求、存量和增量，還是質和量、新動能和舊動能，這些方面的重心都會隨著發展新階段發生新變化，相應政策著力點也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既體現出我們的清醒認識，也體現了對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把握。
記者：遵循這些規律性認識，做好今年經濟工作要重點關注哪些方面？
張曉晶：我就著重提兩個方面。
第一，經濟增長更多轉向“消費驅動+科技驅動”。過去我國經濟增長更多是投資驅動，未來必然要轉向消費驅動，消費占GDP的比重應該越來越大。這是隨著我國人均收入不斷增長、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必將發生的一個轉變。但僅有這樣的變化是不夠的。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還必須統籌好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協調。這個時候，可能用一種新的增長模式——“消費驅動+科技驅動”來解釋更為合適。實際上，無論是從去年經濟增長數據還是從一季度經濟數據都能發現，發展型消費、服務性消費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同時，投資特別是新科技投資亦增速很快，是支撐經濟增長的另一方面。高科技的發展不僅僅體現為以相關投資帶動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從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角度來考量，其能夠為我國長期發展以及長久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第二，形成新“三駕馬車”。傳統的“三駕馬車”是消費、投資、出口。但這個角度都是講事、講客體，沒有主體，由誰來搞消費、誰來搞投資、誰來搞出口？其實說白了就是要關注三個重要主體，一個是居民，一個是企業，一個是政府，從這個角度可稱之為新“三駕馬車”。未來一段時間，這三個方面也應各有側重。居民方面，更多的是講居民的消費，特別是發展型消費、服務性消費。企業方面，要高度關注民營企業投資。民營經濟促進法即將施行，不久前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中提出很多切實有效的舉措，對民營經濟發展都是極大的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包括科技創新、投資、出口等，都要更多依賴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政府層面，既要發揮中央政府穩定宏觀經濟的職能，還要激發地方政府活力，讓地方干部“敢字為先、干字當頭，勇于擔當、善于作為”，更好形成“干部敢為、地方敢闖、企業敢干、群眾敢首創”的局面。
綜合來看，如果居民消費實現較快增長，民營企業投資持續上揚，地方政府活力得以充分激發，從而帶動新“三駕馬車”的合力形成，將大大推動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確保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